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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脂佛像之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
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（包括树脂佛像）。目前，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。
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(1385年)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，整躯气宇轩昂，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。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：“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……谨发虔心……吉祥合家乐安。洪武七月。”若无题记，我们根据经验判断，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。
北京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，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，皆结跏趺端坐，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。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。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：“周府欲报四恩，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，俱用黄金镀之……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。”体量虽小，做工精巧，风格古朴，气韵十足，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。
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，“周府”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。朱肃于洪武三年(1370年)受封吴王，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，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。洪熙元年(1425年)卒，谥号“定”，所以又称“周定王”。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，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？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。据记载，洪武十五年(1382年)马皇后去世，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，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诸子，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，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。由此因缘，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。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，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。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，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《开元释教录》中。在这部经目著作中，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。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，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。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。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，转动一周，即表示念诵大藏经一遍，可谓一举而多得。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，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(金申：《历代佛像真伪鉴定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年)。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。
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，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。这些造像大小、风格完全一致，应当是一模所出，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造像也有不少出现，有的是近年新仿，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。不论何时仿制，与真品区别明显，不难鉴别。（包括树脂佛像）

佛像起源
佛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~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，创始人是释迦牟尼。当时印度处于群雄混战的局面，战火不断，民不聊生。释迦牟尼常被世间的悲苦现象所触动，为寻求关于衰老、疾病、等问题的解脱之道，他放弃王位和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离开父母、妻儿，出家修行，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，创立了佛教。
佛教初期，没有佛像，因为当时佛们认为直接塑造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是对佛祖的亵渎，就用佛座、佛发、佛足印、莲花、菩提树（代表佛的成道）、（代表佛的说法）、佛塔（代表佛的涅盘）等象征佛的形象。即使是想表现佛说法的场面，也只在放一个方座，让听法者团团围坐而已。
公元1世纪前后，一些佛认为释迦牟尼佛的肉身虽然去世了，但他的
却与世长存；同时也考虑到信徒阅读时，如面前有一尊佛像的话，很容易进入“冥想”意境，于是以传说中的理想帝王——轮转圣王的身体特征为依据，再加上一些超出凡人的特征塑造了佛的形象。

家庭里的佛像摆放有何讲究
信佛的人一般在家里都会摆放佛像，但对于在家里摆放佛像也是有讲究的。
正信的佛教中从不搞和迷信。佛供奉佛像是为了纪念、恭敬那些因如法修行而成为了大觉悟者、大智慧者的人。有慎终追远、见贤思齐、鞭策自己的意图。若无恭敬心，供俸佛像是没有意义的。佛像本身没有生命，仅是表法，是一种象征，只有我们的恭敬心、慈悲心及智慧心打开后，我们才同它相应。
摆放的佛像是世间“住持三宝”之一，主要是为了教育众生发起皈依“自性三宝”，进而修行解脱生死而用，是一种佛教特有的教育方法------这是佛教造像的主要作用。
佛教中关于“佛菩萨造像”摆放的仪轨，都出自佛经和古代丛林的历史传统。居士家庭中的佛菩萨像摆放，自然要和寺院摆放的一致（现在网络发达，看看各寺院专网图片或佛堂图片，也能知道佛菩萨像的位置）。一般来说，寺院对特定佛菩萨像多设置的殿堂，而家庭大多数时候做不到这一点，故应结合居士个人修学法门的实际情况来摆放，不必放得太多（因为初学佛的人对造像的含义不明白，喜欢集中放太多，反而容易使其心乱分神，影响修行。

(树脂佛像)佛像似有所本，综合创作
清末民国时，古玩商佛像（树脂佛像），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的佛像，唐代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，但南北朝的佛像本身就不太多，古董商缺乏好的标准图样，往往就凭空捏造，不伦不类，或者是东拼西凑，移花接木，猛一看似有古意，稍加推敲便漏洞百出。
假如有一尊北魏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刻款的铜佛，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，这尊像就值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因为这种衣饰的佛像在北魏早出现于孝文帝改制后的5世纪末，这在石窟考古上已有定论的，但有的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却得出此像较学术界公认的服饰出现年代提前了一百年，可旧说，可重视的结论，这就属于削足适履了。
又有一尊石雕的水月观音像，署款是“北魏的孝昌二年(526年)”，被认定是真品收入南北朝史迹的图录中，但根据石窟造像和壁画以及传世的佛像画等等一系列的证据推断，这种水月观音的造型早出现在9世纪的晚唐，不可能提前三百多年前出现。
学术上鼓励创新，勇于突破前人旧说，但怕的是替作伪者说话。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发现问题，要穷追不舍，宁严勿宽，避免失误。
实际上这尊像从其他几方面也可判断是伪作，但是奇怪的是这尊像是宁夏西吉农村出土的，并不是现代，说不定是明代在仿制商周青铜器时也顺便仿制了些佛像（树脂佛像）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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