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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种佛像中，常见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像。而佛教所说的种种佛之中，也只有释迦牟尼才是一个真实的、历史的人物。据史料记载，释迦牟尼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印度迦毗罗卫国（现在尼泊尔境内释迦部落）净饭王的儿子。俗姓乔达
摩，名悉达多。
佛为了纪念教祖释迦牟尼，造了许多佛像供奉礼拜。释迦佛的尊像有坐像、立像和卧像等。卧佛像是表现释迦牟尼佛将入涅巢，离开人世时的情形。

文殊菩萨，全称文殊师利，有时又作曼殊师利。意为妙德、吉祥。据说他出生时家中出现许多吉瑞祥兆，因此而得名。
在佛教佛像图像中，他常常与普贤菩萨一起，作为释迦佛的胁侍菩萨，随侍于释迦身边。单尊的文殊菩萨像在五台山各寺庙中则供奉较多。一般的文殊菩萨像多为头戴五髻宝冠的童子形，左手执青莲花，花上放般若经梵箧，右手执宝剑，身坐白莲台。但大部分文殊菩萨像都是身骑狮子。另外还有一种依据《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》而作的骑金色孔雀的文殊像。

树脂佛像之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
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（包括树脂佛像）。目前，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。
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(1385年)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，整躯气宇轩昂，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。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：“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……谨发虔心……吉祥合家乐安。洪武七月。”若无题记，我们根据经验判断，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。
北京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，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，皆结跏趺端坐，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。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。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：“周府欲报四恩，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，俱用黄金镀之……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。”体量虽小，做工精巧，风格古朴，气韵十足，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。
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，“周府”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。朱肃于洪武三年(1370年)受封吴王，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，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。洪熙元年(1425年)卒，谥号“定”，所以又称“周定王”。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，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？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。据记载，洪武十五年(1382年)马皇后去世，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，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诸子，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，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。由此因缘，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。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，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。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，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《开元释教录》中。在这部经目著作中，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。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，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。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。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，转动一周，即表示念诵大藏经一遍，可谓一举而多得。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，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(金申：《历代佛像真伪鉴定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年)。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。
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，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。这些造像大小、风格完全一致，应当是一模所出，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造像也有不少出现，有的是近年新仿，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。不论何时仿制，与真品区别明显，不难鉴别。（包括树脂佛像）

家庭里的佛像摆放有何讲究
信佛的人一般在家里都会摆放佛像，但对于在家里摆放佛像也是有讲究的。
正信的佛教中从不搞和迷信。佛供奉佛像是为了纪念、恭敬那些因如法修行而成为了大觉悟者、大智慧者的人。有慎终追远、见贤思齐、鞭策自己的意图。若无恭敬心，供俸佛像是没有意义的。佛像本身没有生命，仅是表法，是一种象征，只有我们的恭敬心、慈悲心及智慧心打开后，我们才同它相应。
摆放的佛像是世间“住持三宝”之一，主要是为了教育众生发起皈依“自性三宝”，进而修行解脱生死而用，是一种佛教特有的教育方法------这是佛教造像的主要作用。
佛教中关于“佛菩萨造像”摆放的仪轨，都出自佛经和古代丛林的历史传统。居士家庭中的佛菩萨像摆放，自然要和寺院摆放的一致（现在网络发达，看看各寺院专网图片或佛堂图片，也能知道佛菩萨像的位置）。一般来说，寺院对特定佛菩萨像多设置的殿堂，而家庭大多数时候做不到这一点，故应结合居士个人修学法门的实际情况来摆放，不必放得太多（因为初学佛的人对造像的含义不明白，喜欢集中放太多，反而容易使其心乱分神，影响修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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